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生前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发展，关心中国未来研究会和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。他多次给中国未来研究会写信，参加中国未来研究会召开的学术会议，听取中国未来研究会的汇报，及时指导中国未来研究会的工作。

1979年1月16日，经中国科协批准，中国未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，钱学森被聘为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，并连续担任第二、三届理事会顾问。

1981年4月24日至28日，受中国科协委托，中国未来研究会、中国系统工程学会、中国科研管理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“决策的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”。钱学森出席了会议，并提交了《用科学方法绘制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蓝图》的学术论文。他指出：社会工程就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，社会工程除了需要它的工具理论即运筹学和控制论以外，更需要依靠社会学、政治经济学、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等，以及一些有关的新学科，如科学学、未来学。

1983年1月5日，钱学森给中国未来研究会会刊《未来与发展》编辑部写信中指出，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今后的方针，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，必须贯彻党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”，“必须着重于未来，科学地预见未来”，“《未来与发展》可以着重论述15年到50年的中国发展”。

1983年7月16日上午，钱学森在他的办公室听取中国未来研究会徐炽、王建新、韦锡新关于中国未来研究会即将召开的“公元2000年的中国”学术讨论会筹备情况的汇报。钱学森特别强调，未来研究要有中国特色，要联系中国的实际。他指出：“公元2000年的中国概念是什么？实际上是指2000年前后的中国，是指21世纪初的中国，我写信给你们（指给《未来与发展》编辑的信）的意思是，未来学考虑的问题还要更远一点，但也不要脱离国家的长远规划，既要与长远规划有联系，又要比长远规划考虑更远，所以我说15年到50年，与国家的长远规划不脱节，又为更长远的规划作准备”，“中国未来研究会应有自己的特色，是综合性研究，但是做加法的综合不行，重复别人研究的东西也不行，要的是化合作用的综合才行，综合后要比人家更高、更深”。钱学森的这次谈话稿作为“公元2000年的中国”学术讨论会的文件印发，使与会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，并为中国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。

1985年2月14日，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编委会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春节座谈会。钱学森到会作了《面向未来 研究未来》的讲话。他说：过去一年，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有改进，在进步。他指出，虽然研究长远的问题很难，只要我们把握了方向，有正确的指导思想，加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，我们就能科学地预见未来。《未来与发展》不仅要看到2000年，还要看到21世纪中期。只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，就能为国家当好参谋。这样《未来与发展》就有了自己的特色，就能为党和国家办一件大好事，钱学森的讲话稿经本人审阅后，刊登在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1985年第二期上。

1985年4月17日至19日，中国未来研究会、中国系统工程学会、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等17个全国性学会（研究会）在北京联合召开了“全国交叉科学讨论会”。钱学森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。钱学森指出，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，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。而如果能在交叉科学的研究中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，那交叉科学在我国的发展，前途是光明的，这是必然的、无疑的。

1985年11月7日上午，钱学森在他的办公室听取中国未来研究会王建新、韦锡新的工作汇报。钱学森指出：“未来研究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，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也是一份很重要的刊物，因此要继续努力，争取办的更好”，“未来研究会和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今后50年的问题，要看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，要看到21世纪上半叶。要看得这么远，看一步走一步是不行的，必须科学地预见。未来研究会和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必须以此为己任”。

钱学森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。针对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上的具体问题，钱老也给予指导。他指出论文中作者的字号比正文要大一点，以示对作者的尊重。作者的通信地址要写的详细一点，便于读者与作者直接联系。当汇报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办刊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时，钱学森主动提出，我也为杂志出一点力，我可以和研究会负责同志一起去中国科协，向高镇宁书记反映，请中国科协帮助解决。

《未来与发展》杂志1989年第六期发表了王建新、韦锡新的文章，《壮心不已 奋斗不息 着眼未来——学习钱学森同志的高尚情操》。编辑部将这期杂志寄给钱学森。

1990年1月15日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给《未来与发展》编辑部王建新写信中说：“《未来与发展》1989年第六期收到，十分感谢！”“中国未来研究会要建立并研究马克思主义未来学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”。

1991年11月11日至14日，根据钱学森的意见，中国未来研究会在安徽九华山举行了“马克思主义未来学的理论与方法”学术讨论会。

1992年9月9日，钱学森致中国未来研究会的信中说：“我在1985年曾讲了《面向未来 研究未来》，其中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研究未来，这也就是要联系中国的实际，切莫从外国人的书中找答案”。

1994年11月22日，已经83岁高龄钱学森致《未来与发展》编辑部华军、王锦的信中说：“我一直收到《未来与发展》，对此我很感谢！我近读英刊‘New Scintist’1994年10月15日期中有好几篇讨论世界未来发展的文章，如有感觉能反应的建筑、自动开跑的汽车等。我建议贵刊找人译出登于‘国外未来研究’栏，以启发我国的研究工作者”。

钱学森对我国的未来研究事业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的支持和关心，将会一直鼓舞我们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。